黄炎培，江苏省川沙人（今上海市浦东新区）。新中国成立前曾创立了民盟和民建两个重要的民主党派并担任负责人。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一生以职业教育为理想和事业。袁世凯评价他“予官不做，遇事生风”；蒋介石评价其为“得道之人”；毛泽东与他有著名的“窑洞对”，即在延安窑洞中探讨历史周期律与民主的关系。周期律给毛泽东以重要启示，即始终要坚持人民民主，始终要坚持政治清廉。专制和腐败往往是将王朝和政党葬送的利器，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都难以逃出“周期律”的怪圈。毛主席认为只有民主是破除这一怪圈的路径。这对于共产党的治党原则产生了重要影响。
黄炎培为何办教育
黄炎培的名字是培养炎黄子孙的意思，其祖辈寄希望于其从事教育职业，培养人才：此其一。黄炎培少年时高中举人，学识、才能俱佳，且品行端正，具备从事教师职业的条件：此其二。黄炎培与杨斯盛老先生是莫逆之交。黄炎培一心想办学，杨老毁家兴学，倾囊相助：此其三。最重要的是，清朝晚期，政治腐败，民生凋敝，社会风气极差，到处是抽鸦片的人。黄炎培深感民族危亡，要力挽狂澜必须从教育着手，开民智，启民识，倡导科学，宣传民主。为国家培养有知识、有能力、有志向的新一代青年。他认为：“局势无法改变，能改变的是人的思想”。这是其四，也是黄炎培办学的初衷。
黄炎培一生都围绕着教育在展开工作，从未懈怠。他一生创办了小学、中学、职业学校几十所。之后尽管由于时局所迫也做过别的工作，例如担任《申报》的记者，江苏省立宪议员、创办了民盟和民建这两个重要的民主党派。但其始终都未离开教育事业。他创办了中华职业教育社（简称职教社），培养了大批企业的技术工人、专业人才。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都创办了实业，成为了老板。为中国的民族工业的发展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黄炎培致力于教育的思想上的触动源于两位同乡的境遇。一位是与他一同长大的发小瞬生，由于家境贫寒，原本聪明、威风的瞬生没能上学，后来贫病交加，双目失明，正值壮年却沦落到沿街乞讨。黄炎培看到时伤心得流泪了。他多么希望所有穷苦的孩子能有机会接受教育，改变自己的命运。他说他自己是吃百家饭长大的，因为受了教育，中了举人，还娶上了老婆，他自己是多么幸运啊。对于瞬生他深感愧疚，他觉得他欠他。其实他并不欠他，只是面对瞬生的困境他感到深深的无助和无奈，从而内心生发出无限同情和惋惜。另一位同乡姓顾，是和黄炎培同年中举的。本应该有所作为，可是这个顾自从抽上鸦片之后，整个人萎靡不振，抛妻弃子，被众人唾弃。而且为了领到赏银吸鸦片，出卖告发黄炎培，害得黄炎培流落日本，差点人头落地。黄炎培痛惜这样的人，被鸦片害了，被鸦片毁了。不止他，还有多少中国人都被鸦片毁了。如果国民的意识不觉醒，国家真的要灭亡了。与晚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黄炎培流落日本期间考察了多地的学校，深感日本的基础教育根基之稳，发展之快。日本的迅速崛起主要是有赖于教育所培养出来的一代代人才。因此，黄炎培坚定了要通过教育开启民智，救中国之路，并贯穿一生，矢志不渝。
黄炎培如何办教育
黄炎培办教育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基础教育，第二阶段是职业教育。基础教育主要包括川沙小学堂、广明小学和师范讲习所、浦东中学，以及东吴大学（今南京大学）、暨南大学等。浦东中学以“勤朴”为校训。意在教导学生勤俭、质朴。黄炎培认为：青年人要具备几种品德：一，要清清白白做人；二，有博爱互助的精神；三，有刻苦耐劳的习惯；四，有狭义勇敢的作风；五，须读有用之书，为有用之才。
在那个年代，孩子要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学而优则仕的观点根深蒂固，不管是家长还是孩童都轻视体力劳动。黄炎培重视学生的体育锻炼，设置课间操，强健体魄。且倡导大家不要轻视体力劳动，宣传双手万能，劳工神圣。他在家庭教育中也贯彻了这一理念。有一天他听到他的女儿叫二儿子帮妈妈收拾桌子和碗筷，二儿子拿着一本书舒服得躺着，纹丝不动，嘴上说：“我是读书人，将来要做大事情的，这种小事你就别叫我了”。黄炎培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于是他将几个孩子和他们的妈妈都叫到楼上来，并故意把一个鸡毛掸子扔在门口。大女儿进来时绕过了地上的鸡毛掸子，二儿子进来时跳过了鸡毛掸子，三儿子进来时踢开了鸡毛掸子。黄炎培让他们转过身去，看向门口。等怀着身孕的妈妈进来时，她不假思索得捡起了地上的鸡毛掸子。黄炎培问孩子们：“你们都看到了地上的鸡毛掸子，为什么只有妈妈捡起来了呢？这是因为妈妈长年操持家务，对家有着很深的责任感。你们也要对家庭有责任感，事不分大小，要共同承担。”孩子们恍然大悟，从此后，大家都抢着给妈妈帮忙，再也不用大人的敦促。可以看得出，只要教育得法，即使是小小的孩童，也知道关心家人，承担责任。关键是要让他们真真切切理解道理。很多家长只会对孩子提要求，或者一味承办他们的事务，孩子并不领情或者并不懂得背后的道理，因此要么漠视，要么叛逆父母，缺乏家庭责任感。中国的家长都希望孩子努力读书，却极少有能够让孩子明白努力读书的原因和道理的。好一点的会说是为了将来的前途，长大就知道了，差一点的直接威胁孩子说你不读书将来只能去要饭。孩子要么茫然无从，要么出于恐惧，总之都不是真心明白读书的道理，也自然不会快乐得学习、主动去学习。
除了热爱劳动的思想以外，黄炎培注重培养学生的爱国思想。中华职业学校在面临日本侵入上海而西迁重庆时，日本不准学校升国旗。黄炎培让同学们依旧每日清晨到操场集合，仰望旗杆，进行“精神升旗”，行注目礼。提醒学生勿忘国耻，报效祖国。在淞沪会展期间，黄炎培组织学生们自制棉衣，送往前线，为抗击日本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第二个阶段黄炎培创设了职业教育。其职业教育理念为：以人才运用科学，以科学开发生产，以生产报效国家。其着力点为通过教育培养人才，其目的为救国、报国。而对于为何选择创办职业教育，源于他一个学生境遇。他的一个学生，名叫丁大力，该生颇有才华。在上课时，黄炎培请他回答“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是什么意思。他娓娓道来，说的头头是道。黄炎培对其颇为看重。毕业后他还专程回来拜访过老师，并告诉老师他选择了上法政学校，毕业后很快就要飞黄腾达了。黄炎培对此不以为然，双方进行了争论。丁大力认为有学识、有志气的人都想做官，都想实现治国理政的抱负，且他认为这就是达则兼济天下，如果不当官就无法兼济天下。黄炎培则从就业的角度给他分析，当时由于各地纷纷开设并扩招政法学生，可谓供大于求，不见得这些学生毕业以后个个都能当法官、当律师，当官更是小概率事件。又从社会需要的角度告诉丁大力，现在社会最需要的是搞实业、做实事的人。当官的分享民脂民膏，这样的人多了，老百姓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可丁大力十分乐观且自负，认为不在当地做官可去别地，总之，学习法政是迈入政途，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捷径。几年之后，黄炎培在一家杂货铺偶遇丁大力。此时丁大力已经从法政学校毕业，在杂货铺当伙计。黄炎培正好听到老板在训斥丁大力，说他眼高手低，要他根据房屋的面积计算所需要的材料，丁大力竟然不知道怎么算。老板说他枉为大学生，既然算不了数，就去倒便桶吧。丁大力认为老板在羞辱自己，正好遇到老师，他更加羞愤难当，他说他学这么多知识不是为了来倒便桶的。他希望老师为他求情解围。没想到黄炎培告诉他：“只要这个世界上还有便桶，就需要有人来倒便桶”。黄老师的意思是，每项工作都有其价值和意义，不必为了具体做什么事情而感到人格的贬损，工作是平等的，只是分工不同。而在丁大力看来，老师是和老板一样都看不起他，认为他只够资格倒便桶。黄炎培见状，于心不忍，又深情得告诉他：“孩子，学校教了你们知识，却没有教你们谋生的本领，你不要怪老师。”他指着昔日的恩师，大声喊道：“我怪你干什么！我本以为自己可以一展宏图，可却处处碰壁，人人都轻贱于我。从此以后，我宁负天下人，也不愿天下人负我”。后来，丁大力加入了杜月笙门下，成了一条走狗，又投入蒋介石阵营，镇压共产党员和民主人士，当了国民党的官员。终于实现了其“政治抱负”。最终却跟着国民党一起被消灭在历史的洪流中。此为后话。当时黄炎培深感学生所学的知识与社会所需要的工作技能并不匹配。学生眼高手低、毕业即失业的情况很普遍。
1914年2月至1917年春，他以《申报》记者身份在安徽、江西、浙江、山东、北京、天津等地考察了五个月。经过到多地的调研考察，他痛定思痛，认为要改革教育，要根据社会的实际需要来培养人才，要使学生们不仅学到知识，也能掌握一些职业技能，既教给他们安身立命的本领，同时又为社会输送所需要的人才。1916年他组织职业教育研究会，提出职业教育之目的在于“解决社会国家最困难的生计问题”。得到工商界人士的积极支持。在士、农、工、商中他尤为看重农、工和实业。在当时，中国还是农业社会，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化改造，社会落后，经济凋敝。他认为只有通过大量培养各行业的技术人才，才能加快中国工业化的步伐，才能使中国变得强大、富裕。从此，他的教育救国理念落到了职业教育这一具体问题上，并为之奋斗终身。当时修建学校条件有限，黄炎培组织老师和学生自己动手，修建了学校。浦东中学当时的声誉极佳，即使是很远地区的家长也都争相把孩子送过来读书。为了解决学生离家太远的问题，黄炎培将自己的楼房让出来作为宿舍。为了解决孩子们家庭困难，交不起学费的问题，黄炎培将教师工资减半（同等水平其他学校的教师是80元每月，浦东中学的教师仅40元每月，而黄炎培自己不拿工资），同时，学校自己办厂，办产业。将厂的盈利用来补贴学校教职员工和用作助学金。
为了实现职业教育的功能最大化，黄炎培提出教育应与社会加强联系，尤其应与企业加强联系。因此，他联合了一些企业，请他们提出一些用人需求、用人标准，并定期组织学生到工厂实习，或者请一些技师专门到学校授课，将企业的实际需求传达给学生。有些成绩优异，技能熟练或者在实习期间表现良好的学生一毕业就被这些企业直接招走了，极大得促进了学生就业率。尤其是学生所学技能与工厂、社会需要之间的精准衔接，既解决了学生学无以致用的问题，也解决了工厂、企业招工难的问题。提高了企业的工作效率。因此，职业学校在工商界受到极大的支持和拥护。很多从职业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后来都自己当了老板，成为中国各地工商界的支柱。还有很多各行业的杰出人才都出自黄炎培所创办的职业学校。例如数学家华罗庚，会计专家潘序伦，历史学家范文澜、罗尔纲，原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昌照，核弹之父王淦昌，翻译家卞之琳，教育家夏坚白、董纯才等。
职业教育也遇到过挫折。黄炎培的第四个儿子对于职业教育就有不同的看法，不愿意遵循黄炎培的意愿去上职业学校。他说：“大家都说职业学校既不正规，也没品位，考不上高中的才上职业学校”。他的话虽然难听，但确实反映了当时群众对于职业中学的看法。黄炎培的几个儿子都是留洋博士，四儿子也希望能上普通高中然后考取大学。他对建筑工程很感兴趣。黄炎培说他跟几个哥哥的性格、情况不一样，他认为上职业高中更适合儿子。而且他喜欢的这个专业职业高中里面就开设了，因此少了进行专业探索的过程。此外，上完职高，他还是可以考大学。最后四儿子放下了成见，听从了父亲的意见，选择上职业高中，后来又继续读复旦大学，成为了我国著名的混凝土专家。
尽管职业教育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黄炎培对于其深信不疑的“教育是救国的唯一途径”这一思想也发生过转变。黄炎培在晚年时看到国民政府日益腐败，百姓流离失所，甚至卖儿卖女。又经过去延安的考察，深感延安治军严谨，民风淳朴，地无荒弃，人无游闲。他开始反思职业教育是否能救国。他说：“没有清廉的政治，什么也做不了。我也许夸大了职业教育的重要性。职业教育可以作为救国的一种手段，但不能作为唯一途径。”因此，在他晚年，职业教育主要交给其他人继续进行，他参与了成立民主党派的工作，主要是希望能够监督政府，实现民主。但蒋介石政府阳奉阴违，并没有真正采纳这些民主人士的意见。1945年黄炎培从延安考察回来之后撰写了《延安归来》，帮助民众正确认识共产党，跟随革命潮流，为解放军的胜利作出了积极贡献。这是他从仅涉足教育界向跻身政治界的重要思想转变。不过，他内心始终心系职业教育。他跟毛主席说：“他希望通过职业教育之推广，将来做到学校无不用之人才，社会无不学之职业，国无不教之民，民无不禾之生，乃至野无旷土，市无游氓，社会秩序予以安定，国家基础予以确立。”
职业教育在当今中国的现状
职业教育所取得的成绩。毛主席说：“人除了吃饭，头等紧要的大事就是教育。”职业教育作为与普通教育并行的两种教育制度，共同构成了我国的教育体系。其次，职业教育的发展为我国培养了大量技术性应用型人才，为我国社会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了人才配套。第三，职业教育作为嫁接企业与人才的桥梁，发挥了市场中介性作用，传导了企业的用人需求，同时为人才就业提供了准确有效的指导和帮助。第四，职业教育为推进农村教育改革，提高农村生源受教育水平和就业能力，推进国家精准扶贫战略的实施发挥了重要作用。职业学校为家庭贫困的生源提供资金支持，减免学杂费用等的措施，切实帮助农村学生享受到了社会发展的福利，保障了学生的受教育权和发展权。第五，职业教育为劳动力市场的提质增效作出了积极贡献。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之间的互认机制推动了终生学习理念的推广。同时，职业教育中的职业培训包含岗前培训、事业培训、在职培训等，对提高劳动者的技能水平有着促进作用，帮助劳动者更好得适应企业要求，适应社会发展需要，总体提高了劳动者对劳动市场的适应性。总体而言，职业教育作为以市场为导向的应用型教育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和要求，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了重要力量。
职业教育所存在的问题，职业教育缘起于1917年。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我们也要看到，当前的职业教育还存在诸多问题。例如体系建设不够完善、职业技能实训基地建设有待加强、制度标准不够健全、企业参与办学的动力不足、有利于技术技能人才成长的配套政策尚待完善、办学和人才培养质量水平参差不齐，社会对于职业教育的总体评价比较低等等。
以对职业教育的社会意识、社会评价来说，公众普遍对于普通教育有着更高的认可度和接受度。认为学习好的都应该上普通中学和大学，职业教育是学习成绩差的学生的无奈选择。为何会出现这样的评价，主要跟以下几个因素有关。首先，是中考和高考的选拔机制。普通中学和大学的分数普遍高于职业学校。因此，从优胜劣汰的结果来看，成绩好的学生都进入了普通教育体系，而剩下的差生则都进入了职业学校。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之间并不是事实上的平等关系，而显然存在优劣，高下之分；其次，是中国几千年的科举制度以及“学而优则仕”等理念对中国老百姓观念的影响。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当官是很多人对于学习的理解。先不谈这个观念是否正确，是否符合当今社会的现实。首先，就“学而优则仕”这句话而言，大众就存在着重大的误解。“学而优则仕”出自《论语·子张》：“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优通“悠”，是有余力、有闲暇的意思。这句话是说，学习之余如果还有余力或闲暇的话，就去做官(进一步推行仁义)。因此，学而优的优并不是指学习成绩好，而是指在我们学有余力或者说有闲暇的时候可以考虑去做官。但做官的目的也并不是去谋取权利或私利，而是为了推广仁义。现代人对这句话的理解却似乎已经成为了“学习好的人就可以当官，当官就有权，就可以成为人上人。”
大众对另一句话的理解我认为也将读书的功用进行了误导。即“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句话出自宋真宗赵恒的《励学篇》，原文是“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楼，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良田、黄金、车马、美人似乎都能从读书中获得。因此人们将读书与获得财富进行了挂钩，以致于现今还有读书有用论和读书无用论的争辩。科举考试将读书与做官切实挂上了钩，而“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历朝历代的腐败政局又将当官与发财挂上了钩。但将读书与当官挂钩实在是大谬。尤其是在当今社会，读书能当官者寥寥。我认为读书的目的，一为明理，即明白事理，明白道理。书本知识交给我们理解事物的规律和原理，为我们答疑解惑。当然，书本能教我们的也很有限，我们的困惑却将时时产生，因此才需要终身学习。终身学习则能终身受益，能不断明理解惑。二为生存。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读书已经成为生存的必备能力。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经济的进步，缺乏知识等于缺乏谋生能力这一点都不夸张。书本知识能教授我们生存的技能，例如语言、算数、物理、化学等。将来在工作中需要运用到的技能也都扎根于我们所学习的基本知识。因此，做不做官已跟学习不能挂钩，但能不能就业却跟学习密切挂钩。三为服务社会。为何要服务社会？因我们是社会人，我们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社会，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譬如鱼和水，鱼离不开谁，水的环境的维持也需要鱼。社会要向好的方向发展，需要我们每个个体贡献自己的劳动。如果才能更好的服务社会？需要通过学习，掌握社会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这也正符合黄炎培所认为的职业教育的三个要旨：“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为世界、国家增进生产力之准备”。
清朝末年，黄炎培在日本考察时就提出，日本的迅速发展得益于其对基础教育、全民教育的重视，使得人才能源源不断得形成，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迅速发展，从落后贫穷的国家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完成了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也是因为国家对教育的重视，为国家的建设持续不断得提供了各类人才。黄炎培认为职业教育是服务于全体国民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仍然需要大量的技术性人才，职业教育作为与基础教育并存的两大基本教育，需要发挥更大的为社会输送人才，为人才解决就业的作用。对于阻碍职业教育发展的没有与时俱进的社会意识，随着职业教育质量的提高，职业教育与基础教育互认机制的完善，就业市场对职业教育学生接纳度和评价的提高，这种情况将逐渐好转。最后，借用黄炎培的话说，如果天下人都不以做官为荣，而以为民服务为乐，这个社会就进步了。
